[59]它们的共同缺陷是只看到了行政制规权来源的一个面向。

但在1993年出版的《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权利定义，参见下文相关论述。[39] 三人社会理论建立在对鲁滨逊孤岛生活状态的质疑上。

他以一种更具理论性的方式为一种以利益为中心的权利观辩护，与那些直接主张权利即利益的理论相比，这种理论无疑更精致，也更隐蔽。相对于1990年代初强调的权利主体来说，秋菊的说法是具体的、特殊的，因此不能用普适性的权利话语来限定它。实际上，张文显在他对于上述权利定义的说明中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法定权利都是实证的，都是由现行法规定的。卞文：《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法学的重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记实》，《当代法学》1988年第3期。这种观点认为人格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在若斯兰看来，这种权利观将个人在社会中孤立起来。

[9]这篇仅仅五千余字的文章，极其凝练地勾勒出一幅我们如今已经非常熟悉的权利世界的景象。这个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活跃地区的民间收债个案，恰恰是1990年代以来十分普遍的权利现象的缩影。《行政法院法》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了四种不停止执行的情形，即要求缴纳公共税费、警察执法部门的不可拖延的要求和措施、由联邦或者州法律所规定的有第三人参与的关涉投资就业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作出机关或者复议机关基于公共利益或某方重要利益专门命令的立即执行。

通过行政行为或行政合同，行政机关的公法请求权就特定化为相对人的公法义务，如果这些公法义务不能被自愿履行，则行政机关可通过单边高权行为即行政强制执行来迫使相对人履行。[68] 根据《行政强制执行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一句之规定，行政机关可向执行债务人收取因催索告知而产生的费用，收取催索费用的行为乃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罚金，包括执行罚（Zwangsgeld）和罚款（Geldbusse）。[67] 行政机关需得以具体的方式来向执行债务人明确告知催索内容，包括可以电子方式告知，但其并非一个要式行为。

[82] 公法金钱债权的具体强制执行过程也因执行标的财产的不同而不同，分为对动产的强制执行（主要为相应物与债权的质押程序）和对不动产的强制执行（对不动产的直接强制）[83]。[22] 但是若某行政合同属于《行政程序法》第五十四条第二句所规定的替代原本要做出的行政行为的公法合同，则根据《行政程序法》第六十一条，当有法律特别规定或属于可立即执行的情形时，行政机关是可以自力强制执行的。

依循这一框架，本文着重论述德国公法金钱债权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构造原理与内容，对公法金钱债权的意涵、执行机关、执行债务人、执行前提以及执行程序等问题作了具体探究。从二元结构下各执行类型的整体特征来看，德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以公法义务为基础、以保护权利为本位、以自力执行为主线的制度设施。[27]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给予债权人机关公务协助（Amtshilfe），负责对命令机关的强制执行指令贯彻执行，其设定与构成由法律规定。[46] 例如，若要对无限公司股东、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两合公司的有限责任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民事合伙的合伙人、《联邦商法》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商事受让人、独资企业的加入人、遗产买受人进行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强制执行，就必须向其发出给付通知，责任债务人如有异议则必须在开启执行程序前通过各类法律救济途径证明执行机关所主张的债权是不存在的。

对此《行政强制执行法》仅起到了对应适用法条的指引作用。执行债务人特指得被强制执行公法金钱给付义务的相对人，而得被强制执行作为、容忍以及不作为义务的相对人常被称作义务人（Pflichtige）。[33] 执行债务人需有参与行政过程的能力，对自然人而言毋须具备行为能力，例如未成年人同样可成为执行债务人。联邦财政法院认为其不具备补正效力，[63] 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高级行政法院则认为虽然提前开始了相关强制执行程序，但事后的宽限期限对提前具有补正效力，宽限期限届满后相关的强制执行措施依然合法有效。

[30] 目前联邦层面并不存在第四条a项意义上的特别执行机关，但存在法律特别单独设立的执行机关。普遍认为，根据《行政强制执行法》第三条第二款c项的规定，给付通知完全可以在给付义务到期前做出。

由行政合同所生的金钱债权。[78]  这就意味着是否进行行政强制执行的决定权在命令机关的手中，命令机关也得以再度审视强制执行基础的合法性，本着谦抑与诚实信用的原则来检视推动强制执行程序的必要。

[35] 对自居债务人而言，有若干问题值得注意。[77] 在作出执行命令前，命令机关有义务考察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是否完备、强制执行是否已经完成以及相应债务是否可以或者应当延期清偿等问题。进入专题： 公法金钱债权 行政强制执行 二元结构 双层理路 。而要实现这一环节的开启，需得首先满足一系列法定前提，以下就依次述之。特别执行机关是指由联邦最高机关会同联邦内政部长一致决定的有关行政分支的机关。一般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法》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的公法金钱债权是指由公法法人通过高权产生或由公法合同产生的金钱之债, 且该法仅针对联邦或联邦直属公法法人的公法金钱债权的执行。

在二元结构下由一般向特殊的论述逻辑中，双层理路即是德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一般规则与整体运行构造，以此为纲下文对公法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予以进一步阐述。[64] 虽然从债务强制执行总时长的角度看，宽限期限或许可以弥补法定期限的缺失，然而并不能以期限时长相同这一原因就判定取代了法定期限的宽限期限的合法性。

[76] 具体以何种方式、何类措施执行需由执行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自由选择决定，除非命令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特别限制，因此也只有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措施而非命令机关的执行委托才会影响到相对人的权益。[32] 由此可见，公法金钱债权的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大都具有协助性，既对债权人机关予以协助，又对其他执行机关予以协作，其自身往往不能既做出给付命令又对之强制执行。

[19] 行政诉讼法所称的平等争诉意在说明当事双方程序法上诉讼地位的平等，而此处所谓的平等争诉的内涵略不同于诉讼法意义上的相应概念，其旨在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两造双方间在实体上不是服从法律关系（Subordinationsverhaeltnis），而是相互平等的法律主体。执行机关以强制执行命令为依托与指引，根据不同类型公法金钱债权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执行措施，以最终实现债权人的金钱债权。

[39] 此外，自居债务人可以是债务继受人，包括共同债务的继受人。[65] （四）催索 根据《行政强制执行法》第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在强制执行命令发出之前，应当再给执行债务人留以一周的期限，作为一种特别的催索期间。虽然公法金钱债权具有公法上的特性，但归根结底仍是一种金钱之债，具备着普通民事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上的大多特征，尤其是在具体执行的流程问题和技术问题上。[44] 需要明确的是，原则上只满足私法上的责任构成要件的责任人是不能成为公法上的执行债务人的，除非行政机关因此向有关责任人作出了给付通知这一行政行为，从而证立了责任人的公法给付义务。

[56] 因此，即使给付通知的撤销期间尚未届满，其包含的催缴公共税费的行政行为亦可被强制执行。[8] 本文试图弥补此缺憾，对已有论者则不加赘述。

这主要包括：①普通诉讼途径可解决的债权争议，《行政法院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一句规定了以下三种情况中出现的财产请求权争议由普通诉讼管辖来化解：为公共利益所牺牲而产生的财产请求权、公法保管所产生的财产请求权、公法义务的侵害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谓事后宽限期限，是指给付通知后、强制执行命令作出前没有留以法定一周期限，而是在强制执行命令作出后，即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由于执行债务人滞纳滞缴等原因，而又对其留以的宽限期限。

[25] 然而就公法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而言上述情形并非普遍，常出现前后机关部门的不同。如果给付通知是在给付义务到期前作出的，那么此一周期限应从给付义务到期时起算。

[10]然而，有时相对人的义务不能被行政强制执行，这主要包括了行政机关的私法债权请求权、以行政合同约定为基础的请求权、行政机关间的公法请求权等的对待义务。德国的经验与做法或可对建立健全我国公法金钱债权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有所裨益。[14] 虽然联邦的基督教教堂同样是联邦直属公法法人，但针对教堂所产生的不同税费，除因其行使受委托的国家高权而产生的外，基本上都相应适用其他的强制执行法律规范。[23] 此外并非所有公法上金钱之债的实现都必须依靠行政强制执行或者行政诉讼中，对那些可由非行政诉讼的法律途径实现的公法金钱债权不适用《行政强制执行法》的规定。

[75]《行政强制执行法》第十五条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要根据强制执行方式确定来进行，而这类规定在该法第三条中是缺少的，因此强制执行方式确定明确了强制执行的方式种类，对执行相对人产生了实际法律约束力，是一个行政行为，其后的落实则无法对法律关系的变动消灭有所影响。[50] 这不包含确认性行政行为（Feststellender Verwaltungsakt）和形成性行政行为（Gestaltender Verwaltungsakt）。

[11] 这种情况下，虽不可自力执行，但为实现相关请求权行政机关可借鉴公民实现其公法请求权的途径——公民对其公法请求权不能自力实现，经法院对其请求权之合法性基础审查并给出支持性裁判后，可籍此裁判向行政执行机关或法院执行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因此在理解德国公法金钱债权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范式与构成时，有必要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规则与特征先予梳理。

如果缺少征缴原因的说明，则其作为一个瑕疵行政行为是可撤销的，并非当然无效。[7] 如是，以公法金钱债权为一元的二元行政强制执行结构不仅在联邦层面得以确立，还极大地影响了州层面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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